读《十字架上的正义》

这本书在知识上给我最大启示的,是神学、文学、艺术等对西方法治文化的巨大影响。

譬如,在“神话与诉讼”中,作者指出:

上帝,是初民与现代社会的精神维系,如同穿越时空的绳索,游离于虚幻和现实之间,却紧紧拴住了几千年来人类共同的精神寄托:它令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死亡的时候看到了来生。上帝也在终极意义上彰显了善与正义:神至上的权威、末日审判的威慑,这是对所有无辜者的保护、对所有作恶者的遏制。

借助《伊利亚特》,作者叙述了法官权威形成的故事:

史诗《伊利亚特》(l’Iliade)第十八章便曾惟妙惟肖地介绍了一个诉讼场景:市场上人群拥聚,观望两位男子的争吵,为了一个被杀的亲人,一笔偿命的血酬。一方当众声称血酬已付,半点不少,另一方则坚持根本不曾收受,于是两人求助于审事的仲裁,听凭他的判夺。人们意见分歧,有的为这方说话,有的为那方辩解;使者们挡开人群,让地方的长老聚首商议,长老坐在溜光的石凳上,围成一个神圣的圆圈,手握嗓音清亮的使者们交给的节杖。两人急步上前,依次陈述事情的原由,身前放着两个塔兰同的黄金,准备赏付给审断最公正的判者。

在阐释“法官之魂”时,援引了朱蒂提亚的名句:

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但当进一步追问裁判的本质、裁判的标准时,则引用《圣经》来表达法官受到此种追问时的愤怒:

天堂之际则传来耶和华的告诫:”是谁在用无知的语言释解我的旨意?我问你,我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那里,你知道是谁制定大地的长宽,地基打在什么地方,基石是谁安放的?……你到过海的源头,走过深渊的底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打开吗?他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要是知道,只管说吧!……你真想撤销我的判决吗?你怎能定神有罪,来显示自己是义人?你有神那样的臂膀,能象他那样发出雷声吗?……”(《圣经·约伯记》)

借伯尔曼的话,作者也描述了西方法学界的对“法律与宗教截然分离”所致危机的担忧:

正如伯尔曼所言,“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满五十时便会经验到的那种危机。其时,他们极为严肃并且经常不安地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正去向何方。现在,我们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以民族和以民族中各种群体的名义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精神崩溃的可能”,“这种业已近之崩溃的一个主要征兆,便是法律信仰的严重丧失,并且这种法律信仰危机不仅局限于普通民众,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亦如此。宗教信仰也开始丧失了神圣的膜拜、遵从以及获得心灵慰藉的功能”。究其原因,伯尔曼认为,“如何解释我们对法律和宗教信仰之幻灭?自然,其间有很多种原因。而其中之一,我相信,便是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这又部分是因为,我们未能恰如其分地认识正式的法律和宗教制度与基本法律价值和宗教价值的关联。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狭隘而且僵化,对此,法学院和神学院都有责任。”

知识只是一方面,对这书最大感触的还是最后三辑。尤其是第七,几乎都是快进看完的,不敢句句斟酌,可能是被作者的致辞内容触到了本科时的理想,读研三年中至少有两年脱离了既定的轨道,而后诸事遇阻不顺,不再有以前能够静下来写东西的心境。读作者的这些致辞,又回想起了原初对知识的渴望,受到触动,不细读全文已知其义。

诗云,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午夜香”(叶颙:《书舍寒灯》),真正的学者,应常怀经典,胸有笔墨,物我两忘,方能读出人静夜阑的“香味”。

无需评价,回想作者给我们上过的课、开过的讲座,回想高中时、本科时对未来的愿想,照作者的话去做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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